1949年1月7日，北平城外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冒着严寒穿过封锁线，抵达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八里庄村。此时，他不是解放军代表，也不是傅作义的正式谈判代表，而是以民主人士身份，站在国共双方之间，见证北平能否避免战火。
这场谈判的分量不必多说。北平是明清故都，城内古建筑、文物和百姓密集，一旦强攻，损失难以估量。张东荪所承担的，正是把傅作义的真实想法转达给中共，同时让双方都保留必要的体面。
张东荪早年并非共产党人。1920年，陈独秀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，曾邀请他参加筹备活动。但张东荪认为，中国当时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条件，马克思主义可以研究和传播，却不宜立即照搬为现实政治方案。分歧出现后，他很快退出。
有意思的是，他虽然批评马克思主义，也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，却没有因此站到蒋介石一边。1935年《八一宣言》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，张东荪在抗日与民主问题上逐渐靠近共产党。刘少奇当时以“陶尚行”为笔名致信，与他讨论全国合作和民族危亡，双方由此建立了更深的联系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张东荪住在北平，身份却不只是教授。1938年至1941年间，他利用社会关系搜集日伪方面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消息，通过亲属住所内的秘密电台转交地下党。他还帮助燕京大学躲避日伪渗透，掩护爱国学生转往西山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。
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，实际风险极高。地下党需要药品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时，张东荪便利用自己在北平的人脉设法购买。京西王家花园一度成为秘密联络点，交通员进出其间，稍有疏忽，便可能牵连多人。
到了1948年底，平津战役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。辽沈战役结束后，东北解放，华北国民党军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。傅作义明白，继续死守北平，既难改变战局，也可能让这座古城付出惨重代价。
傅作义需要一个既能接触共产党、又不属于国共任何一方的人。民盟人士侯少白等人从中联络，张东荪因此被推到关键位置。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平津谈判的电报，是毛泽东起草的，其中明确提到，希望傅作义派出有地位、能负责的代表，与崔载之、张东荪共同谈判。
1月5日下午，傅作义在中南海见到张东荪，询问他对和谈的看法。张东荪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言和是大势所趋，北平不能再打下去了。”傅作义希望他代表自己出城，张东荪没有接受，而是坚持由傅方另派正式代表，自己只做沟通者和见证人。
1月7日，张东荪与傅作义代表周北峰抵达八里庄。聂荣臻询问傅作义的条件，周北峰提出平、津、塘、绥一并解决，军队采取出城整编而不是在城内缴械等要求。张东荪补充说，傅作义并非没有和谈意愿，只是还要顾及军队和个人的体面。
1月9日，双方正式会谈。林彪、聂荣臻代表解放军方面，周北峰代表傅作义方面，张东荪居中斡旋。1月10日，《会谈纪要》草签，内容涉及军队改编、城市管理和人员安排。张东荪拒绝在文件上以傅作义代表身份签字，只承认自己是调解人和见证人。
北平最终于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。毛泽东后来曾对民盟主席张澜说，北平和平解放，张东荪有功。新政协筹备期间，他被列为重要民主人士，1949年9月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，10月出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，政治地位一度很高。
转折发生在建国初期。张东荪坚持“中间路线”，主张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不要过分靠向美国或苏联。这与当时实行的“一边倒”外交方针存在明显差异。1949年政府选举中，毛泽东获得575票，少的一票后来被查明来自张东荪。
真正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是他与王志奇的接触。王志奇曾与张东荪相识，自称同美国方面有联系。1950年前后，张东荪试图通过他了解中美关系，甚至希望在双方发生冲突时充当沟通者。他对王志奇谈及自己的判断，还拿出政协名单，勾画可能合作的人选。
问题在于，王志奇实际是美国特务。张东荪的主观目的或许是避免战争、传递意见，但在特务关系面前，这种做法已经越过了安全界限。王志奇被捕后供述相关情况，张东荪也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，却否认自己是美国特务，更不承认卖国。
1952年12月，民盟中央开除张东荪盟籍。毛泽东当时主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先“养起来”，张东荪辞去公职后长期居家。遗憾的是，政治环境不断收紧，1968年1月，82岁的张东荪仍以“叛国罪”被捕，关押于秦城监狱。1973年，他在狱中去世，终年87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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